中国的最高权力更迭最近几年颇为频繁，在林淮唐去世之后，社会党元老之一的林时爽在青岛观象山的执委会会议上提议永久保留林淮唐的书记长职务，这实际上是将书记长的职权转移到执委会上来，当然不会有执委拒绝――出于对林淮唐的尊敬，他们至少不会反对。
这一次观象山会议的结果影响深远，其中之一就是执委会权能的膨胀，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没有书记长的制约后，林时爽作为执委会委员、政务院总理，已经实质上掌握了中国的最高权力。
在军队里，他有以潮梅系和解放系为主的老近卫一派支持，在学界，他有以进步党为首的技术知识分子支持，在党内，他有党政干部的支持。
政保局则稍微特殊一点，想要动用政保局至少需要国大常务会议的决议，即使是林淮唐也不例外――或者说，作为最有可能违反条例的林淮唐，坚决守住了红线。
作为政务院总理，林时爽可以召来政保局局长质询，但是他不能在没有国大授权的情况下调阅政保局的国内密级文件。
与此相对应的，是没有联盟理事会或者联盟人民总评议会授权的情况下，也无人能够查阅东共联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对内密级文件。
这是林时爽作为“僭越者”无法逾越的程序问题。
除此之外，他的支持者遍布党政军，并且往往都是多少掌一点权的新精英、新权贵，可以说是权倾朝野。尽管新国民党和劳工党支持者遍布财经系统、政法系统、教育系统和工会系统，但他们都受政务院节制，如果林时爽想要对付他们，简直是轻而易举。
除了联盟机关。
这并不奇怪，东共联的联盟机关长期以来都是在书记长的影响下运转，这些年来更是有大量新生一代的国际主义者加入，这些青年国际主义者往往同时支持君汉主义和刘师复主义，甚至不乏法式工团主义者。
林时爽为首的技术官僚当然很不受他们的待见。
林时爽总理的身体也不甚健朗，他自己也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从他担任中央革命政府临时主席起，他就在为自己的接班人周淮安铺路。
用林时爽的话来说：“中国人向来崇奉两种人格类型，一种是孔子所津津乐道的‘君子’人格，另一种则是孟子心仪神往的‘大丈夫’人格，两种人格吸引着孔孟后学为之趋赴。历史上将‘君子’和‘大丈夫’人格集于一身的可谓凤毛麟角，古代有诸葛亮，当代则首推周淮安！”
如玉君子，这就是这位年富力强的党政精英给人的第一印象，而在实际相处中，他也往往给人以如沐春风之感，让人心悦诚服，赞叹一声光风霁月。
本来在林时爽提携之下，担任过青年团旅法支部书记和复旦大学学联主席的周淮安晋升速度就很快，他本人又是这么一个与人为善的调和性子，很快在贵州地方上就有了自己的忠实班底，而现在林时爽有意培养他为自己的接班人，就把他从贵州又调回青岛，进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负责宣传工作。
而在1968-1970两年的过渡期结束之后，林时爽总理选择了退休，并在退休前把周淮安给推了上来。在多次会议的争吵与妥协下，执委会同意了在书记长之下设裁令书记一职作为党的最高职务，而周淮安就是第一任的裁令书记。
裁令书记的英文翻译为“nsul”，这与政务院总理的英文一致，即古罗马官制中的“执政官”，但是在周淮安同时担任裁令书记和政务院总理的时候，美国人更喜欢使用“dictator”来称呼这位领袖，意即“独裁官”。
而在中国国内，国民党、劳工党和君汉主义者们更倾向于使用“总裁”这个充满蔑视意味的词。
周淮安并没有接任林时爽的代理主席职务，这可能是出于执委会的某种顾虑，无论如何，最终中央革命政府主席一职被授予了另一位在印度革命中颇有建树的劳工党人毛润芝。
这也是第一位非社会党出身的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尽管毛润芝是退出社会党后加入劳工党，但无论如何，他已经不是社会党人了。
这带来的一个后果是，毛润芝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指挥手底下的官僚系统是个大大的问号。尽管他可以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参与社会党的执委会会议，但是对于更广大的、出身社会党的党政官僚来说，他不是“自己人”。
毛润芝能够指挥得动的，只有国民党人占多数的财经系统，劳工党人占多数的工会系统。虽说政法系统和教育系统里国民党人也为数不少，但进步党同样势力巨大。
蔡和森面对的问题和他完全相反，他是社会党的执委会委员，也在中央革命政府里有着部长级别，但他实际担任的是联盟机关职务，而联盟对成员国的干涉权力是极为有限的，这意味着他对国内政局的影响力实际上被“悬置”了。
也许林书记长如此安排是别有所图，但在今天，君汉主义的民主派确实失去了对中国政府最高层的绝大部分影响力，取而代之的是以林时爽、周淮安等为首的“君汉主义民生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