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除其本国开采外，大多来自海外亚墨利加（注：即美洲），盖其地之矿，广而且腴，计十分土，金银且六七分。”
她所说为两人前所未闻，虽然话题绕远，也不由听得入神。多尔衮长于军政，于财赋上所知甚少，如今赶鸭子上架，颇觉吃力。故而他虽急于获知敛财之道，也不晓得白银来源与税赋有什么关联，但听她娓娓道来，也很有些趣味。
钱昭喝了口羊奶，又道：“除西洋银外，还有日本每岁舶来白银三百余万两。与西洋通商大约都经吕宋，近年不知为何交易几近断绝，若不是东洋尚有银货从宁波或月港入口，恐怕闽浙景况会更加凋敝。”
多铎还在琢磨远不可及的“亚墨利加”是否真是遍地金银，多尔衮却在她话中听出些蛛丝马迹，问道：“文稿中提及‘银祸’是否与此有关？”
“王上问得好。”她笑赞道，“江浙闽广民皆逐利，种棉养蚕比之种植稻粮得银为多，故而闽浙皆需从外购米。一旦贸易中断，丝棉瓷器销路不畅，价必跌，唯有米粮暴涨，如此一来不论农商皆亏蚀巨大。”她停了停，扶腰往后靠在多铎身上，继续道，“这些暂且不提，说回缓法之近策。其实很简单，明季于海商征纳十分微薄，‘水饷’及番舶抽分微不足道，只要仿照宋时由市舶司对外洋商船加征商税，每岁大约能获银两百万两以上。”她说得简单，其实此计不好把握。明时无论是往吕宋还是日本，海船多走私，况且满清既无水师也无懂商税之才士，要学宋制恐怕有心无力。这篇策论本来便不是写给清廷，既然他问，就别怪她胡扯。
“两百万”说得多尔衮心头一热，但胶着的战事却立马泼了他一盆冷水，皱眉道：“闽浙两广都不太平，郑成功还蹲在台湾，近一两年怕是不行。”
牧槿奉上一杯温热的白水，钱昭不急着喝，捧在手心，笑道：“用兵，那是王上您的事了。”
他的警醒让她有些许失望，但转念一想，若多尔衮真那么容易头脑发热，恐怕现在根本不能坐在这北京城里。她抿了口水，继续道：“兵荒马乱的，钞关税便不用指望了，唯有盐课还能有些盼头，两淮、长芦、两浙、河东约可凑齐一百万两，福建、广东、云南总计有十万便不错了。不过，这同样有赖地方平靖。”说完朝他扫眼望去。
多尔衮与她目光相触，细想了想，也是这个理，若不能站稳脚跟，谈何课税。他提壶自斟自饮了一杯，心道，只要扫平中原，田赋便能源源不断，因而笑道：“如此说来，战事顺遂，便不虞财源干涸。”
钱昭瞧他神色，心道，他不会以为一旦不再大举用兵，就能高枕无忧了吧？若真如此，大明疆域广阔富有四海，又怎会耗到油尽灯枯？于是挑眉道：“若天下承平，军费或可减支，但府库开销却只会与日俱增。”
“哦？愿闻其详。”多尔衮摊手做了请势，倒是想听听她有何高见。
她坐得有些累，换了个姿势，胳膊撑着半靠在炕桌上，道：“依大明例，田赋是朝廷最大的财源。然丁口繁衍而地不加增，岁入三千万石便是极好的年景了。官员俸禄，宗室禄米，水利河工等为朝廷常例，必然逐年递增。每年也定会有额外开支，不管是用兵也好赈济也好，都需耗费大笔。另外，皇帝出巡、修缮行宫园林、筑建陵寝庙宇也是必然要办的事。若不想捉襟见肘，一来须好好算计，二来得广开财路。”
多尔衮一时不明开销递增的结论从何而来，俸禄之类即为定额，若有增加也是量力而行，倒是修陵一事，恐怕已等不到“往后”。
“酸么？”多铎瞧她辛苦，便在她后腰轻轻揉捏着问。
钱昭十分受用，眯着眼“嗯”了声，扶着炕桌侧身依了依。
多尔衮皱着眉头移开视线。他对锱铢必较地“算计”殊无兴趣，力行节俭也不是他的风格，当即问：“既是痼疾，前明可有良方？”
钱昭摇头回道：“从来没什么良方。一条鞭法曾为中兴之望，但弊端实多……若要理顺财赋，户部须逐年编定收支，掌控银价。因银与铜之主产地皆不在我朝，故而发钞才是良方。纸钞轻便，易于携带支用，可惜自古滥发成瘾，朝廷声誉不佳，短时恐怕难行。今后朝廷可以库金为押发钞，且许以钞纳税赋，大约也要十年之功才能有成效。”
多铎如坠云雾，索性一言不发。多尔衮似懂非懂，急于想知道现时有什么简单易行的生财之道，终于按捺不住，问：“长远的以后再做打算，先说眼前如何？”
钱昭知道他没听懂，颇有些对牛弹琴的不悦，回道：“眼下么，钱既然不能凭空变出来，那只有一个字‘借’。”
“找谁借？”兄弟二人几乎异口同声。
她答道：“应该先问怎么个借法才对吧？既然是借自然要还，还得付利息。原来最简单的方法，是让户部以朝廷的名义向大商家借贷，约定到期还本付息。但这事以前没做过，怕有李自成‘助饷’的嫌疑，只能换个玩法。如今拿得出钱，又不惧生出事端的……”她笑着指了指二人，说，“大约只有诸位王公了。”
多铎摸着下巴问：“
